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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殊途同歸的命運 / 王丹
推薦序  朋友們 / 許知遠
二○○二年修訂版自序  文字的破冰船
臺灣版自序  一本處女作，帶來愛、信仰與流亡

第一輯  灰燼的風采——隨想與斷章

第二輯  白衣飄飄的年代
水邊的故事
薄酒與醜妻
牽手
今夜飛雪
會流血的樹
作為家人的牛
舟中人生
父親的自行車
畢業生
那塔，那湖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第三輯  黑暗深處的光
太監中國
優孟中國
失落的「五四」
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祭
流亡者
叛逆者
卡拉OK廳中的男人和女人們
嬰兒治國與老人治國
龍性豈能馴——寫給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
他們的世界——關於軍訓的記憶

第四輯  自由的滋味
黑色閱讀
少年氣盛說文章
晚年悲情
玩知喪志
被錢穆美化的中國專制史
愚人治理愚人國——點評《榮慶日記》
天朝是怎樣崩潰的？
向死而生——關於詩人之死的沉思
從唯美到極權——讀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法西斯：未死的幽靈
走出「動物莊園」，告別「一九八四」
狗的幸福與人的自由——兩本書，兩把打開蘇俄帝國大門的鑰匙
望斷天涯路——民主化進程中的舊俄、臺灣知識份子比較
「勇敢者」遊戲——我看那些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
孤獨的蔡元培

臺灣版自序

一本處女作，帶來愛、信仰與流亡

　　窗外是綠意盎然的維吉尼亞的鄉村。連綿起伏的丘陵和山谷，肥沃的土壤和豐產的農莊，甘冽的山泉和寧靜的湖泊，其間還點綴著教堂高聳的尖頂。鹿群、野兔和松鼠在大地奔跑，紅雀、蒼鷹和大雁在藍天飛翔。出門漫步十多分鐘，就是南北戰爭時的一個重要戰場——奔牛河（Bull Run）。激戰之日炮口曾經滾燙的鋼鐵大炮在曠野中沈默，而無名戰士的青石墓碑經過雨打風吹之後斑駁陸離。

　　十五年前，我剛剛出版《火與冰》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這裡會是我的第二故鄉。一種天啟的力量，驅使我在《火與冰》中寫下自己命運的密碼，而我本人在那時尚且懵懂不知。

　　十五年後，我在案頭修訂《火與冰》，找出當年厚厚的手寫的文稿，以及出版社的編輯畫滿具有殺伐之氣的刪節符號的清樣，將被刪去的部分一一復原。好像考古工作者挖掘一座遠古遺址，好像美學家高爾泰在敦煌石窟中尋找一幅失蹤的壁畫。

　　十五年的光陰如灌木叢中奔跑的野兔一晃而過，即便是那些當年比我還年輕的讀者，也已步入中年。我所批判的對象，依然堅硬如石頭；曾經與我同行的很多人，一個接一個走上與我截然相反的回頭路。

　　我呢，雖然青春的心境不再，對自由的熱愛卻沒有熄滅。

　　一九九八年，《火與冰》能在北京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神跡，儘管在三審的過程中被編輯刪得傷痕累累。

　　我還記得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當時，經濟日報出版社害怕承擔風險，將要作出退稿的決定。出版商賀雄飛讓我給出版社的梁總編打電話，說梁總編是位女士，若使用「苦肉計」，講述一個青年學生在嘗試寫作的過程中，「頭懸樑、錐刺股」式的艱辛，也許可以喚起其同情心，「放這本書一馬」。

　　口吃的我，從來沒有演過戲，急中生智，找來小師弟許知遠，請他冒我的名打這通電話。小許是北京人，辯才無礙，一番聲淚俱下的陳說，終於讓對方的心腸軟下來，答應再刪去一些「敏感段落」，就可以讓這本書出版。

　　多年以後，許知遠已是兩岸三地風頭正勁的公共知識份子，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在北大旁邊的小旅館裡幫我打那個「致命的電話」的故事？他是我的很多劍拔弩張的文章的第一讀者，也曾目睹我荒唐而失敗的初戀。當年，我們彼此分享青春的秘密與激情；如今，我們在不同的戰場上為自由而戰。

　　《火與冰》出版之後，果然引起中宣部的注意，梁總編因而遭到降職處分。我卻一直沒有找到機會與她見面，向她致歉。也許，人與人之間，與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火與冰》出版後的熱烈反響，是我始料未及的。不是這本書本身有多麼驚世駭俗，而是從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屠殺之後，這個國家萬馬齊瘖了差不多十年，人們太迫切聽春天的聲音，即便是從遙遠的冰層下傳來的魚兒無聲的呼喚。

　　於是，只是想成為〈皇帝的新裝〉中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那個孩子的我，忽然成了人們眼中的「英雄」。正如作家傅國湧在《脊樑——中國三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評傳》一書中評論的那樣：「少年余杰的橫空出世，在整個二十世紀恐怕只有五四時期的胡適先生、臺灣六十年代的李敖庶幾可以比擬。……在那麼多德高望重、聲名顯赫的名流學者都不敢說真話、不敢承認常識的時候，少年余杰直言皇帝無衣當然打動了千萬讀者的心靈。」

　　那段日子，雪片一樣的讀者來信飛向我的宿舍。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手寫的書信，仍然是身處不同地域的、孤獨中的人們唯一的交流方式。我很樂意閱讀這些來信，不是接受眾人的褒揚，而是發現這個世界上，居然有那麼多熱愛書籍、熱愛文學、熱愛真理的同伴，這本身讓我感到無比溫暖。

　　在成千上萬的來信中，有一封短短的來信深深打動了我。之後的故事，我都寫在長篇自傳體愛情小說《香草山》當中。故事的主題，不是老祖宗說的「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遺憾的是，很多比我更加年輕的讀者不相信《香草山》的情節，說這是過於美好的「成人的童話」。這只能說明他們已經老得失去了相信的能力。《香草山》確實是我和妻子之間真實發生的故事：我們的生命都因《火與冰》這本書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羅馬派駐耶路撒冷的總督彼拉多詢問囚徒耶穌：真理是什麼？

　　權勢熏天的彼拉多，真誠地承認自己不知道真理是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真理的人，卻沒有彼拉多的那種坦白，滔滔不絕地把謬誤當作真理來言說；還有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奴在心者」，明明已經被關在動物莊園裡，卻以自由人自居。

　　在寫《火與冰》時，關於真理與自由，我也沒有最終的答案，我只是想袒露一段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心路歷程。沒有想到，有那麼多人，早已與我同行。不過，在無邊的黑暗中，若稍一喧囂，就聽不到彼此的呼吸了。

　　幸運的是，《火與冰》不僅帶給我以愛情和愛人，更帶給我以信仰。愛情如同脆弱的瓷器，人則如同渾身長滿刺的刺蝟。那麼，愛何以成為可能？

　　新婚、畢業、失業、封殺、拘押……「國家的敵人」的別樣生活紛至遝來，讓本想過安穩日子的我們天旋地轉。曾以為，像唐．吉訶德那樣推倒風車，前面的路便一馬平川，誰知道，更大的挑戰是那個無處不在的「無物之陣」。我們並沒有自我相像的那麼高貴和堅韌，魯迅小說〈傷逝〉的情節，差一點就要在我們身上重演。

　　就在山重水複之際，那道光照亮我們的小屋。

　　沒有哪個人的人生，會像童話故事裡的王子和公主那樣一直幸福快樂。更何況，我選擇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一條荊棘之路。

　　在那些被中國的蓋世太保非法軟禁在家的日子裡，我與妻子每天都要誦讀一段聖經《約伯記》。大一時，讀過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寫的《在約伯的天平上》，不太懂。沒有讀過《約伯記》，自然讀不懂《在約伯的天平上》。如今，《約伯記》中的每一句話，都像是上帝親口對我們說的：「我躺臥的時候便說，我何時起來，黑夜就過去呢？我盡是翻來覆去，直到天亮。」此刻，我才理解後半生流亡異域的舍斯托夫，為何一生都在努力召喚「耶路撒冷」重新歸來，他一如先知約伯一般，「在恐懼與顫慄的深淵裡，向上帝呼告」。

　　十五年來，可謂屢戰屢敗。一步一步地，中國不可遏止地滑向法西斯的煉獄。而我，不是《火與冰》剛出版時出版商包裝的「中國的李敖」，而是差一點成了「中國的陳文成」。死亡與我擦肩而過，我甚至看見了隱藏在黑暗最深處的死神那更黑暗的眼睛，也聞到了死神身上那讓人噁心的陰溝般的腥臭味道。我如約伯一樣，如舍斯托夫一樣，向上帝發出呼求。因為，我知道，若非上帝的許可，我的一根頭髮都不會掉下；若上帝要取走我的生命，我又豈能敝帚自珍？

　　上帝沒有取走我的生命。上帝帶領我出中國。

　　在《火與冰》中，有一篇並不特別顯眼的文章——〈流亡者〉。我寫到了英國的拜倫、法國的雨果、德國的海涅、俄國的赫爾岑，以及更多的流亡者。不過，我並沒有設想過，我自己也會成為流亡者中的一員。

　　離開之前，有少許的時間挑選一批藏書，先行運到美國的友人家中。一年後，我寫了一本名為《流亡者的書架》的新書。書寫好以後，很久都找不到好名字。友人吳介民以《流亡者的書架》為題作序，他寫道：「我揣想，以作者信仰之誠篤，文藝心靈之敏銳，他可能在書房中安置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在深夜閱讀思索，遙想其祖國大地的清寂心境中，聆聽著巴哈的馬太受難曲。」於是，我便以此作為書名。

　　不過，對我而言，「流亡」是一個太過悲情的詞彙，我更願意使用主動的「出走」，而非被動的「流亡」。我離開被共產黨「自我殖民」的、全部淪陷的祖國，並不意味著失敗或放棄。離開邪惡，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有時反倒可以看出其全貌，找到其死穴。

　　在修訂《火與冰》的過程中，讓我感到自豪的是，《火與冰》中固然存在若干錯誤和疏漏，卻沒有一句是謊言。不是這本書決定了我的命運，而是我選擇這本書作為自由之橋的奠基石。

　　在火與冰的擠壓與煎熬之中，我終將如傷花般怒放。

　　惟願每一位親愛的讀者，都能「因真理，得自由」。
推薦序

殊途同歸的命運／王丹

　　一九九八年，余杰以一本《火與冰》的書而聲名鵲起。自此以後，他以每年至少一本的速度出書，以犀利的言論頻繁轟炸沉悶的中國知識界，以初生牛犢之勢令人刮目相看，顯示了在九十年代前期出現的自由知識份子斷層之後，八九一代青年學人開始展示實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篇幅報導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余杰，因為發表評論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並介紹了余杰的觀點。進一步使得他成為揚名國際的中國異議知識份子。

　　這一切，都是從《火與冰》開始的。這本社會評論與文化評論兼具的文集在當時，對一九八九年鎮壓學運之後沉悶的中國思想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至今還有人會津津樂道當年看到《火與冰》之後的興奮與衝動。

　　當時的余杰秉持北大的民主自由學風，發揚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直言不諱地批評極權制度和中國文人的懦弱。他不會不知道自己的言論的危險，但始終未改初衷。於是當局終於忍耐不住了。他後來已經找不到工作，堂堂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卻被最專業對口的單位—— 現代文學館—— 拒絕接受。於是反抗也開始了。余杰在海外發表公開信，宣布與現行體制決裂，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從此感到畏懼的將不是我，而是那些藏在角落中的人。」

　　從懲罰到反抗，余杰已經從自由知識份子變成了異議知識份子。

　　經過幾年的與當局捉迷藏似的打「擦邊球」和「走鋼絲」等努力，余杰希望仍能與體制和平相處的願望落空了，他終於浮出海面，走上了無法妥協的不歸路。於是在之後的歲月中，余杰參與組建獨立中文筆會，開始用文字直接觸及社會現實和體制弊病，並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殘暴迫害，直至不堪忍受生命威脅而出走中國，開始了流亡生活。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是無可迴避的命運。中國有那麽一些知識份子，喜歡津津樂道於妥協的藝術，千方百計地想靠自己的聰明與政府周旋，以求既能暢所欲言，又能平安無事，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余杰的事例表明，現行的極權專制體制從本質上講是與自由思想不相容的，指望它的寬容或開朗無異於與虎謀皮。

　　在某種特定的階段和環境中，它也會表現得似乎溫和，但這只是暫時的表象，如果拿這種暫時的表象作為與政府妥協的藉口，只能說是自己懦弱的擋箭牌。

　　余杰是我的北大學弟，當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自由吶喊的時候，他還沒踏進北大的大門。他曾經說過，如果那時候他已經在北大，一定會參加那場學運，也很有可能踏上入獄，流亡的道路。然而，雖然他沒有參加那場學運，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入學求學，寫作與思考，但是最終，竟然也還是走上了流亡的道路，與我這位學長殊途同歸。我跟余杰的命運，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命運，我們的命運折射出了中國當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一些內在邏輯。我期待流亡一段時間之後的余杰，能夠在解析這樣的邏輯方面，繼續發揮他的思考能力。